参加革命，做“有希望的青年”

——鲁迅南下带动我打投身北伐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虽然4月段棋瑞被迫下台，而直系的吴佩率和奉系的张作霖取而代之，政治极端黑暗。鲁迅等也一时不能不离开寓所避难，而一般青年学生，也有人人自危的感觉了。另一方面，1926年夏广东革命政府音师北伐，当时青年学生南下参加革命已蔚然成风。在北师大校内，政治斗争也日趋激烈，原校长陈宝泉系的保守派，与当时校长张贻惠系的护校派相联结，压制力图推举先进人物为校长的革新派，发展到倡言将用武力解决，校内气氛十分紧张。 我熟识的共产党员杜继曾夫妇，他们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译稿交我阅读，并将一网篮书交我保存，我放在寝室的床底下。

　　后来风声很紧，要检查寝室，我们商量好，把这一网篮书送到浴 池炉子里烧了。由于数量多，用时久，引起了注意，受到不明身分人的盘问，我即到同学鲁子惠家躲避。由于我是北师大学生会文书，“三一八”惨案我的行动已引起校方注意，好心的同学提醒我赶快离开北京。

　　1926年8月鲁迅先生已离京南下，经上海到厦门，1927年元月已到达广州。我们十分清楚他对青年参加革命的态度。他曾在一封信中说：“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 （《两地书》（八五））北师大同学有些已在1926年南下，我和他们常有联系。我的同学陶承来信，邀我南下。

　　我们五六人岑月初动身。当时津浦路有战事，不通车，我们便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那天是单月11日吧，我们住在旅馆里，夜闻枪声，第二天听说军队与工人自卫队冲突。人地生疏，政治情况又不了解，那时不知道蒋介石叛变革命，各方面都呈现混乱。

　　我赶快到杭州找到同学陶春值等，他们说，一月前已介绍你到北代东路军指挥部政治部驻杭办事处。他们便带我去了，给我的名义是“上尉编辑”。报到不久，风声就很紧，要抓共产党。

　　那时像我这样的青年，都沉默不语，内心紧张，观察形势变化。

　　数日后，一个到得较早的青年同志，暗地里递给我一个条子，向我传递消息，有一句是“电线绾罪人”。较熟以后，他解释说：我们都将受迫害，成为“罪人”。后来这个办事处的头目从南京回来，说南京反苏反共热火朝天，这里平平淡淡，决不允许！不久，机关人事变动，把我打发到一所培训学校教书。而该校组织松散，上完课就没事了，但我内心十分痛苦，这样下去能有什么结局呢？我便在西湖游荡，苦闷异常。本来我不会喝酒，这时便喝起酒来。

　　这样过了三周吧，一天，陶春值忽然来看我，问道：你愿意改变生活么？没等我回答，他便说：“你愿意同我到绍兴去教书么？ 他们让我到绍兴简易女师负责，我们一同去绍兴吧。”

　　我闻此言如闻大赦，当时我只想赶快走，愈快愈好。绍兴简易女师的前身是我敬佩的秋浓烈士所创办，而且可以借此机会， 去瞻仰鲁迅师的故居，了解他的著作产生的社会背景。

　　到绍兴后，了解到秋瑾的一些革命事迹。由朋友向导，参观 鲁迅故居新台门，他出生的房间。百草园、三味书屋。那时他的房子已出卖了。但我发现鲁迅在本地不及国内受重视，大概由于他没有当过大官吧。同时，绍兴不愧为出刑名师爷和钱庄掌柜之地，派别斗争甚剧，排挤外来者。陶多方受攻，学期未终结，我也离去了，经友人介绍到劳农学校教历史。又于1928年 8月返口北师大，插班上完最后一年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