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促我走上革命路

　　1935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由此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在安徽省省会安庆市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北平“一二·九”运动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一位进步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和几位同学发起组织学生会，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几次带领全校同学参加全市抗日游行示威活动。

　　1936年高中毕业后，因学习成绩较好，女中保送我上安徽大学。但是，我向往北平的学生运动，在考取了清寒学生贷金之后，到南京报考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被录取。

　　到校后不久，我参加抗议日军穿城演习的游行。因表现积极，9月20日经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相当于现在的团组织，简称“民先队”）。参加“民先队”，对我来说，如鱼得水，我以最大的热情参加民先队组织的各种运动。我是北师大歌咏团的成员，唱女高音，曾到好几所大中学校演唱。我还参加了营救“七君子”的签名、请愿；多次参加校内外的时事座谈会，并到郊区宣传演讲。通过这些活动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全市大中学校积极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没想到国民党早有戒备，市内各主要街道部增加了军警，12月8日，天刚黑就关闭了所有的城门，计划中的游行被迫停止，但准备工作仍在积极紧张的进行。城外的大中学生提前进城，分散住在城内各大中学校。12月间日，按照市民先总队和市学联的周密安排，举行了据说比“一二·九”运动规模更大的游行。北师大的游行队伍天没亮就出发了，沿途不断与其他学校的队伍会合，形成浩浩荡荡的大军，高呼着口号，唱着抗日歌曲，还散发传单。商店关门，围观的市民不计其数。对这些言行国民党没有采取暴力干涉，当时我们还误认为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事实上，他们早有预谋。各路游行队伍到北京大学红楼集合，市学联的负责人准备讲话时，突然有人宣布与会的同学全部到景山公园，二十九路军的军长宋哲元要接见大家，当面对话。各路游行队伍陆续到达景山公园，在大家都进人公园之后，园门关了起来，四周红墙上站满了持枪的军警，我们这才发觉到上当受骗了，根本就见不到宋哲元。我们叫呀，喊呀，唱呀，不断的交涉抗议，没人理睬。后来国民党一个叫秦德纯的市长来了，说：“‘九·一八’事变因提前准备不足，造成了东北三省的沦陷。”这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愤怒与抗议。后来，我们把他赶走了。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几万学生挤着坐在公园地上，饥寒交迫。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拒绝吃他带来的食物。在公园被拘禁了大半天后（从上午九十点钟开始到晚上八九点），当局才打开园门放我们出来。我和师大的同学虽然饿了一天仍然唱着歌，喊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到了和 平门外师大校园。那时已经是深夜了。

　　回到学校不多时，传来意外的消息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发动事变，囚禁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大家都兴奋极了，忘记了疲劳和饥饿，自发的在操场上集合，许多同学争先恐后地讲话，一致声讨卖国贼蒋介石，要求枪毙蒋介石，建议学联致电张、杨两将军，拥护他们的爱国行动，全力支持他们，愿作他们的后盾。师大原来就有两派，德育主任杨立奎，是北京市复兴社的头'子。他手下有一批打手，还收买了一些学生，我们叫他们"饭团"。平时每逢集会，都要发生争吵，甚至拍桌子、打板凳。蒋介石在西安被捉，他们如丧考批，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垂头丧气，于是就找进步学生出气，一次就开除了七个同学，都是民先队员，有的同学还遭到他们的毒打。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他们欣喜若狂，由杨立奎领队乘汽车游行庆祝，沿途放鞭炮，宣布成立新学联。从此师大两派的斗 争更尖锐、更激烈。

　　对于释放蒋介石，我和许多同学感到意外。1937年1月，在中国大学听张学良的一个副官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说中共中央周恩来参加了谈判，与蒋介石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内战的发生，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时民先队也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多次组织队员讨论，做思想工作，大家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

　　我参加了上述活动的全过程，作为人校不到半年的新兵只能表面看问题，不可能了解上层和内部的谋划与策略。尽管如此，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加深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旧社会的不满。我还和同学一起为被开除的同学到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民先队还指定我与开除的同学联络，给他们通风报信。 这年寒假，大多数外地同学都回家了，我因为缺少路费不能回家，便利用这个寒假，看了许多民先队推荐的进步书籍，如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论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苏联大部头小说《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及《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还有斯诺、邹韬奋访问苏联和延安的游记等书籍，使我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变腐败黑暗的旧社会。

　　通过这些活动，我认识了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我发现他们不是普通的学生，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有说服力，在斗争中讲究策略，我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员，才有这么高的水平。当时我同宿舍生物系的女同学行动秘密，我发觉她是共产党员，但不敢冒然联系，只是自觉地为她打掩护。

　　这时，我有了强烈的人党要求。正巧遇到了我安庆女中时的一个同学李桂英临来改名为谷羽，胡乔木的夫人），她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我一再要求下，她介绍我人党。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37年3月9号，我光荣的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崭新历程。我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命运必须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不懈地为之奋斗，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才能有所作为。

　　后来，我又参加了北师大组织的纪念"五四"的活动，到郊区慰问卢沟桥抗日壮士。北平沦陷后，我随大批学生南下。就这样，我一步步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程。

（作者系 1936级校友，原国家人事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