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常州人。常州的女人母性重、讲亲情，因而在常州很可以看到一些为儿女操碎了心的女人，当然也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常州的女人不那么潇洒，活得很累。 

　 　在我的印象中，常州是一座宁静的小城，常州人的性格中亦以宁静的成分居多，企求安泰、甘于平静。然而我很难讲清楚常州的这种“主流性格”在母亲身上是否也是主体。母亲十九岁离开常州独自出去闯世界，直到几十年退休之后才重新回到故乡。母亲一生向往革命，喜欢追求理想化的东西，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母亲身上的“常州性格”并不突出，母亲表现出来的是很强的“时代烙印”。半个世纪前，属于我父亲母亲那一辈人的时代，是一个崇尚革命、向往热血沸腾、向往轰轰烈烈的时代，因而我习惯地认为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是可以理解或者说理所当然的。父亲是苏北人，苏北是个穷地方，出革命战士。常州不同，常州历来文化教育发达、工商业繁荣，是一座出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商人的城市，直到前些年我才得知不仅瞿秋白是常州人，张太雷恽代英同是常州人，这样我才觉得母亲身上那个时代的革命性理想化同样是故乡的赋予。 　　
　

　 母亲是个普通劳动妇女，母亲从来没有过惊心动魄、风起云涌、辉煌不凡的日子，母亲只是经历了她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妇女都经历过的艰难岁月，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穿过几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然而母亲对我的影响之深刻之久远却是任何人都不能相比的，她就像故乡的流水成了我生命中永不褪色的血液，就像故乡的泥土化作了我生命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精神。

　　我出生在南京，生命最初的十六年是在南京度过的。在童年的记忆里，南京似乎是一座容易发大水的城市。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只记得那一年的水特别大，城市的大街小巷统统积了水，许多地方水深至膝。那个瀑雨如注的早晨，母亲背着我，一只手吃力地把雨伞举到我的头顶，一只手绕在身后托着我的身体，趟着没膝的大水去工厂上班。那个瀑雨如注大水浸街的早晨，母亲在我童年的心灵中就是力量就是依靠。母亲是我安全的堤岸。长大后我



才发现，母亲其实是那样的矮小瘦弱多病，母亲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多一点，体重大约七八十斤，血色素最低时只有五六克。但母亲正是用她那矮小瘦弱多病的身躯把我们拉扯养大，始终支撑着一个家，使我们这个家在一次又一次坎坷与磨难中没有倒塌。　　　　 　　

　　母亲支撑起一个家。母亲就是一个家。父亲故去快十年了，我们这个家依旧安在。之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忆起父亲，想到的总是父亲风流潇洒、热情奔放的样子。但是当我在中秋夜或年三十想起母亲时便不由自主地记忆起父亲。父亲的脾气不好，发起火来谁也拦不住，父亲的火常常发得没有道理，最重要的是父亲只能在家里发火只能对家里人发火。自然，母亲是承受父亲的坏脾气承受父亲的火气最多的一个人。是的，除了母亲还能有谁来承受父亲？母亲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母亲说，你父亲一生不得志，你父亲其实是有才华的好人，如果你父亲的境遇不是那样坏，他的脾气也不会那么坏。母亲告诉我们善有善报，要学会善待一切人，当然也应该善待你们的父亲。母亲是爱父亲的，母亲的这种爱从来没有因为苦难而改变。母亲的爱缘出心灵深处的善良。善待一切是母亲的信念，正是这个信念使母亲活得充实明朗。 　　

　　母亲为我们营造了充实明朗的家。 　　　　

　　在外面累了，可以回家歇一歇，在踏实明朗的亲情中任着性子放纵自己片刻。逢年过节的时候，从千里之外给母亲打个电话，听听母亲的声音就知道有个家在牵挂着自己。 　　　　

　　是二十五年前了，我对母亲说我要下乡插队。母亲点点头，母亲早知道这是不可回避的。母亲是希望我读书的，一直读到硕士博士，然而那年我仅仅读完了名不符实的高中。母亲对我说去吧，用不了多久会回来的。那个年月知青回城是相当渺茫的事情，人们都在高呼着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可是母亲对此充满信心，母亲的信心让我在渺茫中隐约觉得还有彼岸存在。在真正懂事后我才知道：我下乡，母亲比我更痛苦，母亲说我很快会回来是以自己的坚毅给我一种精神。同样是靠着那种坚毅，母亲在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没有犹豫；当我在前线负伤住院她顶过了长于百年的那一个月；经受了在老来最需要老伴的时候意外失去我父亲的打击。如今，母亲独自住在那座被我们称为家的房子里，过着平静得如同门前那条古运河一般的日子。她依然清晨即起，依然勤劳如旧，依然在晚饭后看新闻联播。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院子里的花开得很好了，要我回去看看，完了马上又说，当然还是以工作为重，以你们的孩子学习为重，你那里也有个家了。

　　是的，我这儿也有个家了，但这是对我的女儿而言。对于我，母亲才是永远的家，对于天下儿女，唯有母亲才是心灵的归处才是永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