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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器官捐献登记数量7年增长百倍

2017-04-01 08:18:45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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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捐献者曲昌荣的姐姐曲淑青在宣传普及活动上发言缅怀逝去的弟弟。

  新华社发

  2010年,1087人;2014年,22660人;2016年,104538人——几何级的增长,显示的是过去7年间通过书面或网络途径在我国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

  当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能用的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主动选择。然而,器官捐献,这项在21世纪才在我国起步的事业,发展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涨势喜人

  从1000到10万

  今年34岁的姚银渊是一名大学生村官。2014年9月,他的病情已发展到肝硬化晚期,必须进行肝移植手术。幸运的是,一位器官捐献者挽回了他的生命。

  “不能忘记,当我们迎接涅槃重生的时候,意味着有一个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一个家庭正为亲人的离去悲痛欲绝。我们的生命不只属于自己,也承载着另一个陌生的生命、另一个家庭的祝福。”姚银渊说。

  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通过书面或网络途径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累计为169860人,仅2016年一年,就有10万余人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比2010年增长约100倍。

  “器官捐献登记情况可以反映出社会对这项工作的接受和支持程度,可以说器官捐献从零起步,逐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说。

  在志愿者捐献登记数量激增的同时,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实现逝世后器官捐献9996例,捐献器官27613个。其中,2016年实现捐献4080例,捐献器官11296个,实际捐献数量比2015年度增加47.5%。

  在侯峰忠看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与实际捐献数量双增长的背后,是人体器官捐献政策制度的逐步建立、机构队伍的逐渐壮大,这些助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2016年5月,我国建立了多部门协作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将器官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患者的质量安全影响减到最低程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让更多心有善念的人增强了信心,也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评价。

  器官短缺

  供需比约1:30

  尽管我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百万人口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增长近100倍,但考虑到13亿人的人口基数,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仍然较低,在世界上处于中下水平。

  据估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的器官衰竭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1万多例,从约1:30的供需比来看,器官短缺依然严重,很多生命仍在苦苦等待。

  侯峰忠认为,除受传统观念束缚外,器官捐献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不够。“器官捐献与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登记捐献是否意味着必然捐献?”“器官捐献是生前行为还是逝后行为?”……关于器官捐献的一些基本知识,许多人并不清楚。

  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蚂蚁金服公益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结果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志愿者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官方开通了网络、手机等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渠道,但公众知晓程度不高,反映出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科普宣传力度不够,也暴露出各地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普遍存在的服务能力不足、管理体系滞后等现实困境。

  在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看来,国家层面缅怀、激励机制的缺失,也是器官捐献工作推广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国家层面尚未设立缅怀纪念园地,包括捐献遗体的运送、捐献器官后遗体的火化、捐献者家属的抚恤、捐献者的殡葬安置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捐献器官的积极性。”他说。

  任重道远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史铁生、姚贝娜……近年来,许许多多有名或无名的人自愿身后捐献器官或遗体。2013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然而,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人间大爱的接续传递中,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海波认为,提高器官捐献率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捐献理念,澄清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模糊认知。在他看来,认为“登记了就要捐献”,就是器官捐献登记的一大“拦路虎”。他明确表示,登记捐献与实际捐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每100个逝世的人中,只有1人才有可能符合捐献的医学条件。

  “登记捐献仅仅是一种意愿、一种态度。只有当生命不可挽救时,才会达到潜在捐献状态,而潜在捐献者最终能否捐献,需要由医学专家评估后决定。”侯峰忠说。

  捐献是否需要亲属同意,是很多人顾虑的问题。侯峰忠表示,目前各地对此规定不同,志愿者登记时原则上需要征求直系亲属意见,得到家人的支持。实际捐献时需要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直系亲属书面签字同意。

  与西方国家用了三四十年建立起人体器官捐献、获取、保存、运输、分配、移植等一整套体系相比,我国的器官捐献登记与移植事业还处于起步期。王海波说,进一步提高这一体系的公平和效率,是帮助公众建立信任,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质量和效率、捐献者和家属权益的保障、信息的公开透明等都有很高要求,必须建立与实际工作需要相匹配的机构和队伍。”侯峰忠提出,要加强国家和省级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的建设,壮大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建立真正独立于医院之外的第三方的器官捐献体系,确保器官捐献工作阳光、公正、高效开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新华时评

  别让器官捐献卡在“后顾之忧”上

  重庆一个小生命仅仅存活了33个小时,肾脏却挽救了一名女士;安徽7岁的“她”捐出器官,河北7岁的“他”重获新生……一个个案例温暖人心,但低器官捐献率的现实却表明,只有消除捐献者诸多“后顾之忧”,才能挽救更多濒危生命。

  我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巨大供给缺口的背后,除了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医学之外”的细节成为不容忽视的障碍。

  首先,器官捐献者和受捐者的隐私应得到充分尊重。按照国际惯例,对器官捐献者、受捐者实行“双盲”制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杜绝器官买卖,并避免双方受到不必要的压力和骚扰。但据报道,有捐赠者家庭被人质疑“买卖器官”,也有明星去世并捐赠角膜后信息被漫天炒作,捐受双方家庭不胜其扰。关注器官捐献,绝不是“窥探隐私”。

  其次,在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紧缺的器官供体资源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一直是人们对器官捐献的关切之一。为确保有限且珍贵的捐献器官被合理分配利用,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旨在最大限度排除人为干预。未来,在严格保守捐赠人隐私的前提下,诸如供体数量、类型等诸多信息,应当进一步公开透明,便于社会监督。

  爱不是单向的,受捐者要常怀感恩之心,社会也应当给予器官捐献者家庭更多的关爱和帮助。对于捐献者家庭,是否应当在设立专项器官捐献基金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不要让捐献者家庭献出大爱却添新愁。

  作为一项代表着现代文明和先进生命观念的社会公益事业,人体器官捐献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机制的完善到观念的转变,都非一日之功。期待全社会共同关注并尽力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让生命接力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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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品彤 ) 【字号: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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