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革”结束后，浩然有些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但是，文友们并没有忘记他，而是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

    1997年3月12日凌晨，刘绍棠逝世，当天，浩然就急急草就一篇题为《刘绍棠走了》的悼念文章，寄给了我。他怕文章在邮局耽误不能及时寄到，于是又抄了一遍，亲自到报社找我，把文章送到我的手中。所以，现在我手中有两篇浩然的《刘绍棠走了》的手稿。这篇文章被我很快安排在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刊出了。在这篇文章里，浩然检讨了自己，说在绍棠倒霉的时候，“似我这样的‘追星族’们，又成了人云亦云的批判他的‘打手’。那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走红了，到处找我去做报告。我得到这样的机会就以‘革命者’自居，就拉出刘绍棠当成‘不革命’的靶子抖落一通……”浩然的真诚令人感动。

    在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等文友们的关心帮助下，在党组织的鼓励下，浩然很快走出心理上的阴影，鼓起勇气，深入生活，又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那反映农村改革开放题材的长篇小说《苍生》，更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记得《苍生》刚刚出版不久，在北京日报社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刘绍棠和一些文艺评论家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人们一致对《苍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一散会，我立刻向当时的“北京晚报”总编辑叶祖兴同志做了汇报。得到老叶批准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对《苍生》做了连载，受到了广大晚报读者的好评。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