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花园”之所以在民国期间成为上层社交场所，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园内有一座在当时称得上新式建筑的戏楼所致。戏楼名“乐真堂”，建于光(绪)宣(统)年间，是前后带廊的三卷大北房，房廊为花瓷砖墁地，前后是大玻璃隔扇。屋内东边有方形带柱戏台，上有倒挂楣子，下有栏杆；屋内中间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栏板隔开男宾(官客)、女宾(堂客)，成排摆放带靠背的椅子供宾客观看演出。

    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京时，曾三次到“那家花园”出席欢迎会。第一次是8月29日上午11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内务部长赵秉钧等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5时，满族同进会与蒙古联合会聚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是9月11日晚间，清皇室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席间，贝子溥伦致词:“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

    1917年3月27日，皖系军阀段祺瑞在“那家花园”办堂会③，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重病缠身的谭鑫培迫于军阀的威胁，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七天就病逝了。“乐真堂”舞台上演的《洪羊洞》竟是一代“伶王”的绝响！据说唱得凄惨苍凉。

    那桐故居最东边的院落在1950年出售，成为机关办公用房，东城区工会、共青团东城区委、东城区武装部曾在此办公；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改建成为面临东四南大街的高层楼房(今为商业用房)，门牌改为东四南大街249号，金鱼胡同从此无1号。那桐故居其他几个院落从1951年开始陆续出售，渐次改建成现在的和平宾馆。目前，尚有“翠籁亭”、假山及井亭等“那家花园”的旧物。

    那桐(1856—1925)，字琴轩，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六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那桐奉旨与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留京，与八国联军议和，迁任户部右侍郎；《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光绪二十九年，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军机大臣；宣统三年，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清帝退位后，那桐迁居天津。

    清朝末年，外患频生、战乱不断，不但民不聊生，清廷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朝廷重臣的那桐却是个超级戏迷。据说他对京剧的酷爱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有些行为甚至超过当今的“追星族”。那桐位居决策中枢，被称为“那相”，威势自然了得；可是，这位“那相”若遇到京剧演员便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对京剧名家不惜低声下气，谄媚讨好。有一次，庆亲王奕劻在家中为福晋(夫人)祝寿办堂会，谭鑫培应邀献艺。庆亲王出门迎接，并与之商量:“谭老板，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谭鑫培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庆亲王面有难色。孰料，军机大臣那桐双膝跪地，虔诚地说:“请谭老板赏脸。”谭鑫培非常惊讶，自然唱了“双出”。那桐在谭鑫培演出时，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自己的仰慕之情。

    那桐办过外交，大概知道“王子多得很，贝多芬只有一个”这段逸事，他的表现可能是出于对艺术的尊重；但是一般地讲，他的表现便极有可能是“大清朝气数将尽”的预示。

    重臣与王子毕竟不是一码事！（文/王之鸿  摄影/李长林）

    参考资料:

    《北京文史资料精选·东城卷》(北京出版社)《燕都丛考》(陈宗蕃著北京古籍出版社)《慈禧太后与京剧》(作者王晓飞载《作家文摘·典藏》)

    《朱家溍讲北京》(杨良志选编北京出版社)

    注: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为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堂会，旧时私家有喜庆事，延请艺人在家演唱，招待宾客，称为“堂会”。

(责任编辑：耿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