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遥想当年，有这样的一对主仆和一辆洋车来往于北大红楼与椿树胡同，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还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

    辜鸿铭也被称为“文坛怪杰”。

    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王之鸿)

    参考资料:

    《京华奇人录》(舒乙主编北京出版社)

    《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辩才无双的辜鸿铭》(作者王开林 载《北京广播电视报》)

(责任编辑：耿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