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让导演、演员有戏演，是对他们的最好保护

    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泛滥情况下，什么古怪事情都会发生，今天的青年人一定不理解，甚至怀疑是否存在。然而，这却是历史的事实。

    1959年，《戏剧报》邀请赵起扬写一篇文章，全面总结介绍北京人艺的成就。写文章的时候，最让他感到困难的是举不举演员扮演反面人物形象方面的例子。因为当时有一种“空气”，那就是歧视反面人物形象。演员扮演反面人物形象是不受重视的，你扮演得再好，报纸和电台等媒体也不予宣传，而只能宣传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有的剧团，在演出时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不能参加谢幕，首长上台接见也不能上前握手、照相。北京人艺上演《日出》以后不久，竟然有人向剧院反映——有的观众不正常地在街上，追着扮演胡四的演员董行佶观看，这是很成问题的。赵起扬听到以后，反问:“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董行佶演得好。我看把它当成问题的现象，倒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要用事实好好顶一顶这种‘空气’，不管是正面人物形象，还是反面人物形象，只要扮演得精彩都要例举上去。反面人物形象怎么了？这也是导演和演员，特别是演员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难道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也成‘反面’了，那以后谁还肯扮演反面人物形象啊？对这种不懂艺术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能迁就，迁就了就是打击演员的创作积极性。据说，董行佶已经有了思想负担，应当帮他解脱掉。”于是，在文章当中，他坚决例举了一些演员成功地扮演的反面人物形象，如《日出》里的胡四、《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茶馆》里的庞太监、《三块钱国币》里的警察、《悭吝人》里的阿巴公，等等。

    提到赵起扬团结、依靠、支持、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不搞是不可以的，不出偏差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赵起扬作为党委书记会尽量缩小打击面，有了偏差就坚决纠正。

    在“肃反”运动中，有的演员历史上存在某些问题，但又够不上给予什么处分，上级曾经提出应当给予撤职，不许再演戏。赵起扬却认为演员只是一种职业，不是官职，因此也无职可撤。他说:“演员的专长就是演戏，不许演戏并不利于个人改造。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现实的表现，让他们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一个工作中有贡献的老演员，满含热泪地对赵起扬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要在别处，不定哪次政治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有什么发展，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到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1957年的夏季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正当《虎符》演出轰动北京舞台的时候，平地一声雷，突然来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在整风鸣放期间，焦菊隐应党组织的诚恳邀请，在剧院内外座谈会上提出了的一些尖锐的意见，一夜之间如同变魔术一样，都被快速提升为“向党猖狂进攻的罪状”。由于当时通行的做法，运用断章取义、形式类比和逻辑上纲的手段，把焦菊隐的意见一一推进了“右派言论”的范围，并在首都戏剧界的批判大会上，与会者已经把他的问题全部上纲上线，发言的调门儿提得很高很高，看来是很难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了。

    就在此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把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情况。赵起扬明确地发表了以下的看法:“焦菊隐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他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这些年来在剧院工作中作用也是很大的，应该继续留在剧院里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对焦菊隐应该保护过关。不过还要进行一下小规模的批评、帮助才好。”

    在决定焦菊隐个人以及亲属命运和北京人艺艺术前途的关键时刻，由于赵起扬的全力解释与开脱，这位戏剧大师终于得到了从宽处理。同时，剧院党组请曹禺、舒绣文、叶子、刁光覃等老艺术家参加，在小范围之内对焦菊隐进行了和风细雨的批评、帮助，他本人也作了诚恳的检讨。这样的处理深得人心，大家反映，此举对人艺的工作和焦菊隐个人都有好处。

    紧接下来，赵起扬一如既往地为焦菊隐继续发挥智慧才能创造条件。在剧院召开座谈会宣布对焦菊隐处理决定的当天，他就应邀参加了党组扩大会研究剧院的工作安排。又仅仅过了几天，焦菊隐就已经轻装上阵地开始导演老舍的新作《茶馆》了。为了支持焦菊隐的工作，剧院还特地请夏淳与他一起导演。由此，一部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诞生了，一部享誉世界的中国舞台艺术珍品诞生了。显然，如果没有赵起扬全力以赴对焦菊隐拉一把的行动，以后他所有的成功艺术实践都将化为泡影。而且，如今人们再也不必谈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和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理论，以及其经典作品《茶馆》了。

    为什么要冒着“包庇右派”的政治风险，来保护焦菊隐呢？事后，赵起扬想了一下，淡淡地回答:“在接触中，我发现焦菊隐真有才华。他博通中外古今，在艺术上也真有想法。过去就对党的戏剧事业有过贡献。北京人艺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至于艺术家，有些怪脾气，爱发牢骚，生活上不大注意，这也是难免的。焦菊隐总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爱国的，对他的历史问题，也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来看待。”

    老院长曹禺曾经这样描述赵起扬:“我常看见他耐下性子，听着无尽无休的诉说和对他的直接指责。我忘不了他凝神静听的神色，有条不紊的解答。他有时也激动起来，面红耳赤，但从不在这时感情用事作出决定。当他集思广益、明辨是非之后，他是敢于作出重大决定的。他不怕任何流言蜚语，不怕人误解，他是一个‘顶得住’的人。”

    是的，赵起扬就是这样一个刚中有柔，体贴人心的党的工作者。

    赵起扬对待老演员戴涯的种种做法，大概最能够说明问题了。戴涯有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经过审查，结论是“免于处理”。于是，赵起扬很快就决定安排他在《虎符》里扮演魏王的重要角色。对于一个刚刚被审查过历史的人，从新被启用，这自然是很大的欣慰和荣誉，因此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排练中来，而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而，有谁能够想得到，这竟然是戴涯艺术生涯里最后的“绝唱”。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戴涯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由于年老体衰多病，作为“照顾对象”没有让他离开人艺，但是只能“闭门思过”，无法与同事们接触和往来。戴涯闲来无事不甘寂寞，在家中写出了一个剧本，把它交给了赵起扬，并在附信中写道:“我不求上演，只希望你能知道我不能忘情于戏剧，不能忘情于剧院的这颗心。”毫无疑问，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当时，对待戴帽子右派的所有要求一律不予考虑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赵起扬竟然在百忙中抽空读了剧本，还亲自跑到戴涯的家里谈意见。后来几经修改以后，戴涯试探着问赵起扬:“你看有上演的可能吗？”赵起扬停了一下回答:“你让我考虑以后再答复吧。”几天以后，赵起扬又认真地作出了回答:“这个剧本要上演必须经过党委、艺委的讨论通过，我个人无权决定。万一同意上演的话，我想有一个条件，就是作者的署名不能写你，你也得为剧院着想啊！”戴涯听了以后，激动不已地说:“没有关系，如果能够上演，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以后，虽然这个剧本没有能够列入剧院的上演计划，但是赵起扬的以诚相见，平等待人之态度，使戴涯感动以极，感激不尽。1966年，“文革”的前夕，赵起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考虑再三，决定安排戴涯到暂时还不开展运动的农村去。赵起扬诚恳地对戴涯说:“有些事我也无法对你说清楚，你不要留在北京了，回到老家乡下去对你可能更好一些。”于是，戴涯便顺从地回到了江苏省镇江老家去了。1973年，戴涯64岁就病故了，辞世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人艺的赵书记，好人啊！……”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剧院在八宝山召开了戴涯的追悼会，赵起扬已经患了重病，但还是跑去参加了追悼会，对这位老艺术家表示自己的无尽哀思。

    这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梁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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