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郭”好喝，又是个粗人，但他却结识了许多文化人，有的还是生死之交。《正宗爱国报》主人丁宝臣因他贫穷，每日周济他十枚铜圆。《京话日报》经理彭翼仲常把他请进报馆，向他了解市井民俗以及社会各方对《京话日报》的反映。彭还聘他为该报的“游行演说员”，宣讲报纸内容，推销报纸。天长日久，这位报馆经理与“醉郭”成了莫逆之交。彭翼仲因故得罪政府遭软禁，以“开枪击伤警员”罪名发配新疆。“发遣日由大佛寺启程，市民数千人送。讲报人醉郭随去戌所，道出保定……”①依依惜别，情同手足。

    “醉郭”与梁济(梁漱溟之父)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友情。巨川先生(梁济字巨川)8岁就随家人居京，做过四品京官，民国后又在民政部任职。他与“醉郭”交情非止一日。“(醉郭)云游讲报，每逢在崇文门外讲报之日，必到(梁济)舍下借宿。鄙人家里的大人小孩，全都欢迎他。”②一位是官员兼文人，一位是“贫贱之士”，“醉郭”到梁家却受到上宾的招待。梁夫人张春漪亲自张罗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他身旁，听他讲“街上艰难困苦的事”、“下层社会的状况”和“衙门口打官司差役们种种弊端”。梁济视“醉郭”如“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的东汉义士张俭。张俭因举劾宦官“困迫遁走”，李笃等冒死收留(事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五十七》)。他将“醉郭”视为豪杰，与之交往是“有光彩的事”。

    “醉郭”姓郭名瑞，字云五，别号“醉郭”，北京卢沟桥人，生年不详，故于1913年5月21日。“醉郭”辞世，丁宝臣在《正宗爱国报》上发了讣告；彭翼仲出资50元，买棺装殓；梁巨川撰写了“表扬醉郭之一斑”的悼念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醉郭”葬于陶然亭，后由家人迁回家乡安葬。

    “六更”与“醉郭”事散见于各类史料。因为他们都曾在天桥一带“敲梆”、“演说”，有学者曾把他们列入天桥“八大怪”。例如翁偶虹先生曾在“北京八大怪”(载于1988年12月27日、29日《北京晚报》)一文中，将李六更列为宣统元年后的天桥“八大怪”之一。天桥“八大怪”自清末至民国，曾出现三拨儿，且属民间口传或见仁见智的评判。“六更”与“醉郭”应不属此类。正如巨川先生所说，他们是“当全国昏昏时代，能够不怕挨打，创开风气，志气高得多多”的人。将“六更”、“醉郭”与丁宝臣、彭翼仲、梁巨川等视为一类人，倒是较为适宜的。(满恒先)

    注:①王卓青“李六更与《六更公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6·1(总第107辑)。②长白山人“北京报界小史”，载《新民报半月刊》第三卷第14—15期。③巨川梁济“表扬醉郭之一斑”，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7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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