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似乎成了一条规律。可我母亲却和这条规律无缘。母亲在边疆小镇活了半个多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北京，我们直担心她过不惯大城市的生活，想不到她一在胡同落脚，简直就像鱼儿游进江河，日子过得挥洒自如，多姿多彩。

    我们住在东四一条胡同里，胡同不算长，东西向，搭在两条大街之间。在典型的四合院里，我家占用三间北房，母亲的卧室靠近大门，因为前后院打通，这道大门便是“虽设而常关”了。母亲与机关讲定，将门洞当了厨房，门洞不小，除放炊具，还可以摆张桌吃饭。母亲来时正是夏天，她怕热，索性将厨房门打开，这一来，大半个院子便一览无余。

    母亲手巧，挑花绣朵，裁剪衣裤，手艺堪称上乘。她闲不住，在家务做完之后，便坐在厨房门口做活计，于是很自然地招引来喜欢女红的大娘、大婶们，她们与母亲很快结下友谊。不久，孩子们穿上母亲手制的产品，我们的餐桌上，也在不知不觉间出现新的食品：水饺、花卷、葱油饼、小窝窝头……母亲喜欢食品有个变化，在麦面里加点糖，玉米面和上豆腐粉或糖，蒸出的馒头和窝窝头格外鲜活、松软，小孩都爱吃。有几次，夜间还有小客人来访，吵着要吃“婆婆做的馒头”。

    云南四季皆春，冬天不过加件把衣服，母亲新来乍到，当然不知道北京过冬要缝门帘，要砸煤生炉火，要糊窗纸，要给水管保暖……但不碍事，这些辛苦活老姊妹们都替她想到，张罗到了。春天到来，院子里该种什幺，有人送来种子。商店来了好米好面，有人送来信息，有时还将东西送上门。

    那时候，买菜最方便不过，每天都有一位老人将新鲜蔬菜推进胡同，哪家喜欢什幺菜，需要多少，本本帐都装在老人心中。菜车推到我家门前，假若母亲不在，老人便自己作主，将黄瓜、茄子、青椒、扁豆、西红称好放在厨房的桌上。一色水灵灵的鲜货，看着那色彩就让人感动。

    儿子在香山慈幼院读小学，离家远，我们都忙，顾不上每周接送，母亲将接送“任务”交给胡同东口蹬三轮的大爷，大爷二话没说，不管冬夏，每到星期六便直奔香山慈幼院，在我们未下班之前将孩子送到家，星期日又早早地在门口等着。数年不变，直到孩子能自己乘车。

    1954年，我在天津工厂深入生活，全家都到天津过春节，在天津与朋友去杨柳青、逛市场、看戏、看热闹，搞得很累，回到北京火车站，又冷又饿，披着一身困顿回家，打开屋门，只见炉火正红，水壶搁在炉上，“呼呼”地唱着冒起白雾，桌上一排做好的面条，顿时感到情浓于水，疲乏全消！

    几年后，我们搬进高屋建筑的“鸽子笼”，“鸽子笼”自有其忧越性：不用到院子里汲水，不用使用公共厕所，不用点火炉……但母亲并不因此高兴，反而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她一有空便跑到以前的住处去看看。

    不久，我们又搬出城，距以前的住处太远，跑起来不方便了，但她并没有抹去对胡同生活的深情挚意。我看得出，随着时间、环境和人事的变迁，她的怀念无疑更深刻、更生动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