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北京市文物局把一块“梅兰芳故居”的石碑镶在了西城区护国寺街九号（原一号）一所普通住宅院落的大门外墙上。这里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共有两进院落。它曾是晚清庆王府的马厩遗址，后来成了国民党军人的宿舍，解放后，国务院将这里改建成为招待所。

    故居占地716平方米，使用面积是499平方米，共有房屋37间。一进大门，迎面是青石砖瓦的大影壁，走进四扇绿色屏门，是一座木质的小影壁，东、西、北三面房筑有穿廊、红漆圆柱，彩绘“蝠缘寿庆”的廊檐。北房前东、西两棵大柿子树，几乎占了半个院落，南面一边是棵苹果树，一边是棵海棠树，寓有“事事平安”之意。

    正院的北房，是故居陈列室，基本上与梅先生生前的布置相同。走进客厅，迎面是这位大师的大幅画像。西墙上挂着清代光绪初年著名戏曲画家沈蓉圃画的一幅演员写生图，图中收进了同光年间在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即所谓的“同光十三绝”。画下面放着沙发，旁边的紫檀几上陈列着外国友人赠送的梅兰芳半身的铜像。北墙上有一幅陈半丁亲手绘制的《梅花图》，几上还有一盒梅兰芳先生早年用的鸽子哨，是用竹子、葫芦和象牙雕刻制成的，东面放着一座引人注目的硬木大穿衣镜，这面镜子是梅先生晚年对镜练功，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最好的见证。

    客厅的东里屋是一间很简朴的起居室，这是梅先生每日收听广播和与子女、亲属聚坐的地方。墙上挂的是徐悲鸿画的“猫图”，齐白石画的“牵牛花”。猫和牵牛花是梅兰芳的心爱之物，可见梅先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生活情趣的人。

    东耳房是梅兰芳和夫人福芝芳的卧室，陈设也与当年一样。一对单人床，靠床边是一个有十多层抽屉的立柜，这是梅先生存放重要文件用的。一张不大的硬木书桌，一张半旧的西式靠椅，生前他经常坐在这里阅读文件。

    自梅兰芳先生迁入之后，把北房正面两间做了会客厅，东侧一间为起居室，东西耳房是卧室和内书房；东厢房为餐厅和厨房；外院南屋是外书房，其余的各屋为子女们及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按照梅兰芳先生的工作需要来看，这所房子院落并不大，房屋也不算宽绰，但是这位戏剧艺术大师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十年，正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梅兰芳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在艺术的道路上也来了

    一次飞跃，他出席了全国文代会、全国政协会议。当选过西城区、北京市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和全国剧协的副主席，中苏友协等处理事，并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务。他曾多次出国参加艺术交流，也经常在国内参加巡回演出，因此他的工作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但是只要他在北京时，家中的宾客经常是接连不断，有文化艺术界人士，有他领导单位的同志，有戏剧界的同行和亲友，有的是来商谈各种事务，或者是来研讨艺术，也有的是为了请教而拜访，梅兰芳先生从不摆架子，无论多忙也绝不给人以闭门羹。在这间会客厅里他会见过田汉、欧阳予倩、周信芳、袁雪芬、红线女、马师曾、陈书舫、丁果仙等著名的艺术家，与他合作多年的老友肖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等更是座上常客。梅家的厨师说，这里的饭桌很少有空暇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摆上饭菜招待客人。由此可见，梅先生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成名后的梅兰芳颇为富有，可他却从不乱花钱，一直保持节约俭朴的生活作风，而每当他遇到贫困需要救济的人，从来都是慷慨解囊，没有丝毫的吝啬。在这间书房里他曾写下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梅兰芳逝世时，周总理就提出要建立一座梅兰芳纪念馆。梅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和子女们极为富有远见，把家藏的文件、信件、照片、剧本、戏单、图书期刊、字画、剪报、纪念品、实物、外文书刊和杂件共十三类、三万余件，全部献给了国家，这给建立纪念馆打下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后来由于十年动乱，建馆一直未能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部在1983年12月才正式批准建立了“梅兰芳纪念馆筹备组”，但首先碰到的是馆址问题，护国寺这所故居，“文革”期间被当时的文化部售与其他部门使用，经多方交涉，才收购回归，然后进行全院修葺，恢复了原貌。梅家所捐的全部资料，幸好早已寄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保管，免遭一难，迄今绝大部分尚完好无缺。经过接收清点后，再挑选展品，布置陈列，紧张工作达三年之久。1986年10月27日———梅兰芳诞辰九十二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的“梅兰芳纪念馆”匾额，终于悬上这所故居的门额。（刘玉坤）（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