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是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门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小学的崇实（今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又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初我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1910－1927）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锯盆锯碗的”。最动人心弘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吱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儿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 。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