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前，初唐诗人陈子昂感叹自己怀才不遇、虚度光阴，愤懑地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小诗：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首《感遇》和浩如烟海的古代怀才不遇诗一起，静静地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大海。诗人们就这样忧伤地诉说着自己的孤独、哀叹着才华的无法施展，这种吟咏一唱就是几千年，由此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颇有意味的一种现象。

    继“陈丹青愤怒”之后，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在不经意间表露了对自考生的“愤怒”和不屑，并因此引发了网间颇为强烈的反驳和声讨。两件事情看似无关，但我以为，两位教授所苦恼的，无非是同一个再古老不过的命题：什么是人才？怎样培育人才？我们需要孩子们如何成长？我们将要把孩子们引向何方？

    陈丹青教授说：我想要真爱艺术的孩子。

    陈瑞华教授说：我想要受到严格法学训练的孩子。

    其实争论远不限于两位教授之间，“读经”的倡导者蒋庆先生说：我们的孩子们需要从小诵读经史；远在大洋彼岸的薛勇先生说：我们的孩子们不应滑离德赛两先生的轨道而再度走向蒙昧。

    争论、苦恼、愤怒，人才观、教育观。未来总是在孩子们的手中，我们使尽浑身解数，无非只是为他们锻造一把通向未来的钥匙。所谓文明、所谓文明的传承，不就是学堂之上孩子们的朗朗读书之声吗？

    世界就简单到了如此程度。千万年人类对文明发展的一切苦恼，全部凝结在了孩子们捧读的课本和他们天真单纯的目光之中。这是一个宏大无比的命题，宏大地耗尽了几千年无数先人的所有的智慧和力量，然而，这个问题注定没有终极的求解，因为只要人类得以继续存在，那么文明的前行就将无休无止。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无所作为。至少我们可以不断问自己，古代诗人的哀叹是否仍在一代代人的心底存在？我们是不是在不断地减少这种人才的失落和人生的无奈？我们是不是给了每一个孩子机会，给了他们无限的成长和成才的可能？孔子说，只要有十条肉干表达了尊师之礼，我就会认认真真地去培育每一个人。（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