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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资源优势转化为资产优势,全区六十八个行政村中六十四个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市首屈一指,集体经济飞速发展,十几年间经济总收入翻六倍
大红门服装城、世界花卉大观园、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这些全市、乃至全国同行业中的龙头,全由丰台农民一手缔造。十多年前,身处城乡结合部的他们,都曾带着薄薄的家底,被动地走到城市化的边缘。艰难中,他们选择了改革:让农民成为集体资产的股东,主动向城市化靠拢!集体经济的活力随之迸发。今天,丰台农村经济总收入较之改革之初已翻了6倍。全区12万农民有93%成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如此高的比例在本市是首屈一指,在全国名列前茅。
■农民带着资产进入城市
上个世纪末,北京城市化发展迅速。不少乡村被纳入城市格局,农民转居转工,原有集体经济财产上缴上级。眼看自己的产业要被收编,农民们难免产生分光吃净的想法。集体经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行政村被撤销后,农民群众不能成为散兵游勇,必须组织起来进入城市;产权不明、责任不清、政企不分、管理不民主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体制性障碍,集体经济共同共有的产权制度必须改变……”这段文字记录在一份上世纪90年代丰台南苑乡党委会议纪要上。透过几近模糊的字迹,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种交织着紧迫感与责任感的决心。
“机遇、挑战并存,要将集体资源优势转化为资产优势,让我们的农民带着资产进入城市。”南苑乡党委书记陈重才如是说。1995年10月,南苑乡果园村,在市、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从村集体1.18亿元净资产中分出3622万元,按照劳动工龄分给社员,作为按份共有的个人股,可以继承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偿转让。集体资产突破了共同共有的旧制,变成了按份共有的股份实实在在落到了农户头上,这在本市是一个创举。此后,南苑乡的马家堡、东铁营和卢沟桥乡的万泉寺、东管头、菜户营等9个村(队)先后采取类似的办法进行试点,一场涉及丰台全区68个村庄的改革徐徐拉开大幕。
改革事关上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丰台区从上到下丝毫不敢怠慢。区委采取逐级签订责任书的办法,把各项指标量化到责任书中,把难点问题列入“突出问题台账”;还成立了包括农委、发改委、工商局、财政局、劳动保障局等10多个部门的领导在内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领导小组,着手处理这些突出问题。
各个村集体在资产清查、产权界定、资产评估、成员身份界定、人口统计、工龄登记、股份量化、章程制定、股东代表选举、管理人员选举时,都必须向全体股东公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公正、公平、公开。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试点改革,经过长达15年的努力,丰台区已有6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占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数的90%。12万农民带着34亿元来自集体的资产,成为北京城市化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农民有了投资决策权
“过去的民主公开日以及全年的工作会,不用费劲准备。而现在不同了,每年在股东代表大会上要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你是绝对过不了关的。”丰台多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都用类似这样的话形容改革前后的变化。
丰台区经过改革组建的64个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已建立了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内部治理结构。按照规章,每逢有重大决策,必须召开全体股东代表大会共同商讨。这意味着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确保农民劳动所得的基础上,赋予了他们发言权、问责权。利益攸关,人心归拢。企业的盛衰关系着自身收成,这也激发了农民参与企业决策的欲望。
如今只要是在上午路过大红门商贸城的人,都会对其西端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留下深刻印象。那里原本是近8万平方米的一块空地,如何利用它的问题,曾在果园村掀起不小的波浪。“原计划将它建成服装早市,开了几次大大小小的董事会,有人认为会影响商贸城的整体形象,有的则认为刚好可以和商贸城的经营结构形成互补共赢,总之众说纷纭。”果园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刘经理介绍说。最终,股东代表大会上,半数以上代表支持原计划,投资近3亿元的服装早市随之上马,竣工当年就收回成本,至今火爆异常。
广开言路,引来众人拾柴。以上述果园村的鑫福海工贸集团为例,它们每年至少要开两次全体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一人一票确定投资项目和额度等重大决策。
另外,一旦遇到好的机遇需要加大投资或项目,立即增开大会,经过全体股东代表公开商讨,最后才能定论。大红门服装早市只是其中一例,与之相似,南苑乡其他村的大型基建项目、花乡连片的花卉温室大棚、世界花卉大观园等等,无一不是股东们集体决策的结晶。
“新型的股份制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度上确立了村民作为股东所享有的发言权。这是村集体经济实现民主管理的坚实基础。”丰台区农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还将把更现代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逐渐引入到这些改革后的村集体经济组织里面,让农民越来越会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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