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印象中，早在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有159名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制定“举报法”，以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还有人建言，如果因举报而付出宝贵生命并符合革命烈士条件者，应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与见义勇为相比，对职务犯罪的举报更需要理智和忍耐力，在一定程度上，举报人的危险性、牺牲精神、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和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等，丝毫不比抢险救灾和其他的见义勇为逊色。但遗憾的是，这一呼吁至今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未列入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

    相比之下，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甚至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在必要时，这些国家还会不惜重金，为证人及其亲属提供诸如迁居、易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等措施，直至实施终身保护；在我国香港，30多年来民众实名举报的比例从33%上升到71%，其主要原因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证人保护条例，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不仅如此，在《反腐败国际公约》中，也有缔约国应考虑建立保护举报人制度的条款。

    有人说，公民举报腐败“是时代良心的彰显”。窃以为，为了唤起时代良心，就要善待时代良心，而善待时代良心的关键是保障举报渠道的畅通，把对举报人的保护视为一种责任，让举报不再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业。国家应及时顺应民意，借鉴国内外成功实践，尽快出台《举报法》。通过立法，将举报的受理、举报线索的处理、受理举报部门的权利义务、举报人的权利义务及对举报人的保护奖励等作出完善的程序性规定，构建一个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体系。

    在我看来，立法为举报人撑腰，不仅是实现公正、和谐、健康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题中要义。只有让举报人的举报行为在法律上受到更加刚性的保护，才能增强人民群众打击邪恶、弘扬正气的信心。期盼《举报法》早日破茧成蝶，为新一轮反腐败工作助力添翼。[作者：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