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暂住证汇聚一堂

    介绍信、暂住证、就业证……“对我们来说,这些本本就是‘护身符’。”孙恒告诉记者,“你很难体会到那种没带暂住证看到城管时的害怕心情。”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来自全国的暂住证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玻璃柜里,大部分是纸制的,也有磁卡型的,五花八门。光北京市的就有五六种,其他地区主要是深圳、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而暂住证的边上展览着一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介绍信和就业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暂住证”出现在多数大中型城市,成为了大多数城市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实施管理的主要办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伴随而来的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打工的人最怕就是查暂住证,如果忘带或没有,往往就会被送到遣送站,要么罚款,要么遣送。”孙恒自己就有不愉快的回忆。2002年10月29日,他在清河串亲戚时忘带暂住证,被联防城管逮住罚了50元。现在,他把当时的处罚书、罚款收据和暂住证挂在一起展示,“很多来参观的工友看到这个都很感慨。”

    2003年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3月广州发生孙志刚事件,震惊全国。当年8月1日,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之前奉行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孙恒眼里,这是社会和国家的进步,是打工者的一次胜利,“所以我把这个报道(孙志刚事件和颁布新法)作为展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放在了最醒目的地方。”

    在工人们赶制的展板上,记者还看到了讨薪报道,黑砖窑事件,《劳动合同法》颁布等,温总理为农民工讨薪成为了最亮眼的一幕。整个展厅如同一部画册,将打工历史的点点滴滴汇聚。

    ■《心里话》手稿最珍贵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因为——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因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群打工者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童音念起这首《心里话》,温馨而激动的场景,成为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孩子是家长的心头肉,对于拖家带口的打工者来说,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家最重要、也是最痛苦的事情。没有户口,又缴不起高昂的借读费,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打工者揪心地疼。在打工博物馆的“儿童”部分,记者除了看到无数张打工子弟合影,不同打工子弟学校的校服之外,最意外的就是看到了《心里话》手稿。“这是作者、智泉学校的老师秦继杰捐给我们的。”孙恒介绍道。

    由于受过两年的大专音乐教育,孙恒从很早起就开始在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由此认识了秦继杰。当孙恒把筹建博物馆的念头告诉对方时,秦老师一口就答应送一份“见面礼”。可孙恒万万没有想到,秦继杰送来的是这份珍贵的手稿,同时,秦老师还寄语博物馆,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心打工者和他们的子弟。这份手稿也成为了博物馆征集的最珍贵的展品之一。

    在手稿的对面墙上,整齐排列着两排款式相似而颜色各异的服装,胸口和背后都写着各种学校名称,它们都是打工子弟学校校服。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所打工子弟学校拔地而起。孙恒他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也用自己发行的第一张唱片所得来的版税，办起了一所打工学校。“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爱打工者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和明天。”孙恒的话中透着迫切的期待。

    ■出租屋模拟真实打工生活

    在展馆的最里头,隔出了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空间,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一个简单的柜子,地上放满了锅碗瓢盆,空间的角落边还有一个生火的煤炉子。难道是工作人员的卧室?面对记者的疑问,孙恒揭开了谜底:这就是打工者最熟悉的地方——出租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床是用砖头支成的,床底下堆着蛇皮袋、拉杆箱、胶鞋,柜子上凌乱地摆着方便面、杂志、蜡烛等物品,还有一台黑白电视,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装米的口袋就放在煤炉边上,一旁堆着做饭的锅碗瓢盆和热水瓶。

    每天,打工者一半的时间就是在这个窄小的天地里度过,他们的生活就在这样一个连转身都会感到困难的环境中进行。孙恒说,走进这里,观众会对打工者的生活天地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博物馆并不是只想展现打工者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更多的是要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打工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临别之际,一群来自济南的大学生正在参观,他们热切的眼神似乎在印证孙恒的话。（记者 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