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1984年中国接待三千名日本访华青少年代表团，当时您也参与了其中。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刘江永：现在回想起来，当的情景记忆犹新。我当时很有幸地参加接待日本三千青年的访华代表团，当时分了好几个分团，我当时带的一个团是日本农民青年代表团，虽然相处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可以说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另外我记得当时正好赶上十一，观看了十一的阅兵和观礼，中国过去老一代的人大家都知道，如果十一能上观礼台是多大的荣誉啊，是国家级的劳模啊。1984年，到访的3000名日本青年上了观礼台，我有生第一次上观礼台就是托他们的福，晚上集体观看了烟花，还有一些日本的音乐家特意为这个活动创造了歌曲。还有当年交的一些日本朋友不能说现在每一个都有联系，但是有的在年节的时候还会互相问候，有时到彼此国家出差的时候也会找时间见一下面。

    中国和日本在战后有过几次大的交往，应该说每一次青少年的交往都有着深远、重要的影响。第一次在1965年，那时候中日两国邦交没有正常化，那时候是日本爱好和平的，致力于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的青年人冲破重重阻力到中国在北京和中国青年举行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在20年之后中国又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现在这3000多人中的有些人已经成为了日本政界的政要。

   中日两国这次的声明中提到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两国青少年的交流，这表达了双方的决心。我觉得中日两国20年要搞一次比较大型的青少年的交流活动，因为20年是一代人。今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是继去年的体育交流年之后又一次两国的友好活动。今年日本已经有1000名青年访问了中国，而且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的开幕仪式，胡锦涛主席当天下午还去参加开幕仪式，并且题词叫“举青春之力谋世代友好”。我想正是由于胡主席自身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非常真诚地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而今年又是继1984年以后24年的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也应该有一次大规模的交流。当然不可能整体的都进行交流，但是他有一批骨干，这批骨干成为将来中日两国事业发展的攻坚力量之后就会使破坏两国关系的势力有所弱化，这样才能不断使两国关系向前推进，真正使世世代代友好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现实。

中日官民互信有待增强

1984年，刘江永教授曾参加接待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代表团。图为刘江永教授向新华网网友展示当年的纪念章。新华网 蔡国华 摄

     主持人：您认为中日关系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增强？

    刘江永：我认为需要改善的，就是在这次两国发表的政治文件以及胡主席发表的重要演讲中也所提到的需要改善的方面。一方面，我觉得，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交往；另外两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他们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第三就是在中日之间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需要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立互信关系的过程中，在维护两国关系友好合作的大局框架内，逐步化解和解决，使一些具有对抗性的因素不至于成为公开的对抗，或者使一些潜在的不健康因素能够得到化解。

   再有就是我们必须对对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中日两国战后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相互的战略判断要全面客观，同时也要注意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还是有一些我们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从中国来讲，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我们前进的列车越开越快，开得快了就会有震荡，有了震荡以后，某一个部件或者螺丝钉就会散落，这样就会影响车辆的速度或者安全。所以如果全国人民能够拧成一股绳，把我们国家的事业办好，把今年的奥运会办好，办个出彩的奥运会。那我认为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日本方面讲，日本的社会是复杂的，日本政界还有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日本的社会上还有来自日本国内以及日本国外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反华声音和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关系的发展未来还会遇到种种艰巨的挑战，我们对存在的问题要有所认识，特别是在两国关系逐步改善、升温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认清两国关系发展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而要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进一步争取能够落到实处，这样是对两国的人民最有利的，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人际交往更加开放，更加个性化、个体化。所以除了在两国之间政府推动的大规模交流之外民间还可以有各种各样形式的交流。现在中日两国贸易已经是1978年缔结和平条约时候的53倍了，中日人员往来差不多是当时中日往来人员次数的120多倍，中方到日本去访问的人增加了200多倍，这种情况还会有所增加。除了政府推动外，民间还有一些到当地人家生活的民宿，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时间久了，在日本的一些反华势力制造了一些负面消息或者不友好的言论，听之信之的人就会减少。这样主流就不会被污染，逆流就不会干扰主流。所以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中日两国民间的交往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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