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之“闹剧”，根由在于政治因素之干扰学术，而今又如何？这次教授评级，是行政力量主导，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出诸学术共同体内部之自发生成？

    笔者所以不赞同这次教授评级，即在于如曾在一篇旧文中所说：“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而不能让知识分子成为行政化科研体制的附庸。”（《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21日)。——坐而论道，学术讲的是平等，而非论等级、重身份。当然，也并不否认，人的学术能力、成绩、声望，客观有差异。但是，其一，尤其社会、人文学科，难以进行精确量化；其二，学术重自由，——所以，对于学者，理应提供一个尽量宽松的学术环境，而非令之“戴着镣铐舞蹈”。

    有助教、有讲师、有副教授、有教授，再后又有硕导、博导，已经是尽够叠床架屋、“中国特色”的了；难道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学者们“五花大绑”个严严实实起来？前车之鉴犹在，难道还要闹剧重来？！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显然是高出其他教授一头，但是，是基于其学术能力、成就、声望而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的推重，而绝不是由外在的行政力量评出来的；清华国学院终结之后，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在西南联大，都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同样是高出其他教授一头，但同样也是基于其学术能力、成就、声望而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推重，——几斤几两，并不是放在天平秤上一克一克称出来的！[作者：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