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使我深有触动。安徽有一座明代商人王直的墓，这是他在日本的后人来中国寻根而兴建的祖坟，几年前被几个愤青砸毁，声称这是砸的倭寇。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东海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他打过倭寇，也雇佣日本浪人做过海盗，他曾向明廷建议:“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多次提出开放海禁，互惠通市。活跃在沿海的徽商和闽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盗，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即是以海盗打开海外贸易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荷兰、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盗、海商，而明朝对海盗一律予以镇压，并不加区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盗行列，实施全面海禁，王直由于违反禁令而遭到明朝的镇压。关于这一公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就为此翻了案，以雄辩的史实说明其性质不是倭寇骚乱，而是“私人海上贸易”，近年出版的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也持相似的观点。二十年来，此种看法在明史学界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遗憾的是此种论点只停留在专业圈子，没有及时推向民众，民间仍然沿袭三四十年前的观念，以致发生砸毁王直墓的事件。因此网上有人责怪史学家，为什么没有将这研究成果晓之于众，避免这一事端？对此，只能报以叹息！

    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十年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很好，有价值。又问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说，不会超过三四十人吧。他又说，专业刊物上只是给同行看，社会效益在哪里？这无异给我猛击一掌！是呀，不讲社会效益，那辛辛苦苦地研究又为什么？作为专业研究者我已觉悟太晚，信息时代正在改变传播方式，身在学术圈子里，头要伸出圈子外，新时代的史学已从治国理政的通鉴，走向为民众服务，随着史学读者的平民化，史学研究者需要改变写作风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读者乐于接受学术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