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院长，您的导师刘文西先生融合中西画法之长创立了“黄土画派”，您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曾经受到他的影响，但是我们注意到从2000年开始也就是您44岁发布一本《告别过去》画集，您个人画风也由写实人物转变为大写意水墨人物，当时您在画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什么要选择创新和变革？这是个怎样的历程？

    杨晓阳：是这样子的。作为我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在这个年代培养起来的，它脱离不开这个时代美术教育的模式。在这近一百年来，无论是从徐悲鸿、刘海粟这批人，还是留学归来的这批人，几乎都是走中西结合的路子。他们刚刚看到西方觉得很新鲜，这个写实绘画其实是西方绘画在18世纪之前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当时由于科学的局限，西方的美术家也在探索透视学、解剖、研究色彩、研究光学，光学的发展就促使了色彩的一种分辨。在这样的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支撑下，西方的艺术由于科学的支撑，在这些方面很快就非常完备，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这个在100多年前，被徐悲鸿、刘海粟等老先生看到了以后，就感觉中国缺乏这种东西，就把西方的科学体系搬到了中国来，黄胄、刘文西先生等既看到了西方的科学，又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在建国初期，我们需要表现很多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事件的主题画，应该讲中西结合是当时最好的一种画法。既有中国的韵味，又有西方的能够深入的刻画人物的性格这样的特征，尤其是在叙述历史的场面，这种画法是其他的画法不能代替的。

　　主持人：写实画法刻画的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

    杨晓阳：是的。但是写实画法在西方可以说已经走到底了，它已经达到了极至了。西方的照相技术产生了以后，很多的写实画家、肖像画家就哭，他们认为我们毕生在追求的东西可能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们看到了被照相所代替的一面。但是西方人容易走极端，他是照某一个事物一个点，把它做到底，从具象走向抽象是一个特征。他可能会抽象到一个线或者是一个色彩，西方的抽象和写实，这两个探索的方面是背道而驰的，而中国的写意画从古至今没有走绝对的写实，也没有走绝对的抽象，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宏观思维，他是大而化之的，他有感觉进一步有了感悟、感情，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而并不是照某一个点，把它一直科学的做下去。无论是西方的写实，还是西方的抽象朝一个死点走了。抽象走到了一张纸也没有地方可走了。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艺术是受中国中庸哲学影响下的一个形式的表现，中国的艺术家感受事物，有可能一秒钟就达到了真理。科学是靠论证、推理、论述最终达到观点的，这就有可能否定当时的感觉。但是艺术家不是这样子，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家不是这样子，他可能一秒钟就感觉自己达到了艺术。我以为科学有科学的艺术，但是科学不是艺术，艺术有艺术的科学，但是它不是科学。科学和艺术是两个切入点来了解社会的，是相互不能代替的。

    主持人：于是您就提出了“大写意”。

    杨晓阳：是的，我觉得这个“大写意”要重新提出来了，过去的写意是一种画法，是在宋朝以后快速发展起来的水墨画，实际上它写意的概念应该更广、更宽、更深。“大写意”相当于线，它有发挥的意思，它有发泄的意思，总之它不是描，不是照着描。他是抒情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这个“写”应该这样理解。而“意”并不是指一种构思，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综合的，从造型到它的构思，他是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少的一个方面，如果写意只限于画法，那就是很狭窄的概念，当然中国从宋朝以后写意画的大家也是人才辈出，但是我讲的写意不是小的概念，而是大的概念。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的“大写意”是和传统的写意有区别的。

    杨晓阳：我的“大写意”希望包括传统的写意范围，我这个“大写意”是相对于写实的，也是相对于抽象的，是写实和抽象中间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观念、精神，不是一种材料和画法，我以为用任何材料都可能作出写实、抽象和写意。我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写意的，也可以是绝对抽象的，比如说用油画的材料也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写意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我主张的“大写意”是一种观念和精神，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画法，不是一种材料，绝对也不是某这个写意画家所能够代替。

    主持人：您把“大写意”扩展到了与西方艺术对照的层次吗？

    杨晓阳：中国所有的艺术都是写意的，比如说中国的戏曲。比如说《花木蓝》、《杨贵妃》脸谱、动作、形式等等一切都是写意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有这个条件是不是就一定要那个样子，历史上没有照着画的习惯，历史上也没有照片，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去画这些东西？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画家，但是中国人把他排在了工匠类，因为我们是写意的，我们是一种理想化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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