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真的关乎命运？我想稍有理性的人是不会相信这类野狐禅的。

    然而在目前的公共治理层面，却有一种声音是要借“改名”或“正名”来改变某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９月７日的《新京报》发表社论，就认为“要纠正现实中的不公，先从改正称呼做起”，呼吁“废除‘农民工’、‘民工’等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而９月１５日《华西都市报》又报道说，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重庆市进城务工农民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发布“征名启事”——王市长认为“棒棒”这个称呼也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为了改变这种歧视，他希望有人能为“棒棒”另取一个名字。

    我不是重庆人，不知“棒棒”一词的产生是否本就源于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若然，我想废除“棒棒”的称呼应早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之日，而不是拖延至２１世纪的现在。那么，“棒棒”是不是在近二十几年里才演变成了一个歧视性称呼呢？似乎也未必。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棒棒”只是一种称谓，而称谓只是一种符号，“棒棒”确是一种身份的代名词，但将“棒棒”换成另外一个称谓，却并不能将它原来所代表的身份一同换掉。

    称谓有时确实关乎歧视，比如“歧女”“婊子”，因为此类词语本身明显具有侮辱人格的色彩，而“棒棒”“农民工”“小姐”则不属于此类。“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不是“称谓”上的歧视而属于身份歧视、族群歧视、权利歧视，取消、更改“农民工”“棒棒”这些称谓，并不能改变，哪怕是些微地改变他们这一族群被歧视的命运。而一个可想而知的荒唐后果是，不管更换成多么高贵的称谓，这些高贵的称谓也必然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而一同堕入万劫不复。

    什么才是改变农民工受歧视命运的根本？我想无需赘言。而市长呼吁为“棒棒”更名，舆论呼吁废除“农民工”的称呼，只能有一种解释：不能寄望于“本”，就只有寄望于“末”。这同那些对现实、对自己失去信心的人只能向“算命”的瞽者寻求改变命运的法门一样，相对于消除制度性歧视，“先从改正称呼做起”也许是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奈选择，但也未必不是因为舍难求易、避重就轻。 （翟墨）

（责任编辑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