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
文汇报《学林》版1月12日发表《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下作《依据》）文章，质疑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之《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一文的语词比较，并批评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一个"学术事故"。
《依据》主张，要用"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的结晶所产生的……精湛技巧"来指导我国人文科学的研究，一切"探新"必须"以现存的学术最前沿作为自己的起始点"。因此，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起始点"上，《依据》的作者都为"探新"作了规定和限制：凡是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办法，或者说了洋人没有起过头的说法，统统都是没有"坚实的依据"的。
而中国学术之落后，恰恰就是这种思维造成的。遵循"先贤"的方法，延拓他们的"哲理"，固然是学术研究的方向；而不断发现新的方法和生长点，才是现代学术之要务。"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的内容是广泛的，前者精于考据，后者长于假设；但也都是"精华"与"糟粕"俱存。西方汉学大师伯希和，有许多精辟之论，也有不少差失；而"西学"之成就与"乾嘉"之考据也并无干系。《依据》的作者更不可拿自己习惯的方法，当作唯一的"精湛技巧"。
《依据》作者说："尽管在'靺鞨'的几种可能的正字法（指'字音'讨论，朱注）形式之中，应当包含着与Magyar十分相近的那种拼写形式，但这个推断能否成立、进而能否被充作起源说的佐证，仍需取决于其它证据的力度。"
传统中国学术在"文字学"和"语言学"的分水上，从来就没有搞得很清楚；在讨论北方诸族的族名时，首先应该要把族名辨析得更清楚些。"靺鞨"亦作"靺羯"，后者与Magyar（常译"马扎尔"）就非常音近了。中国历史上来自北方民族的姓氏"万俟"、"莫折"，都即是"靺羯"之异写；而清代至今的满族大姓"马佳氏"，就完全与Magyar同音了。
《依据》作者说："汉文、突厥文、藏文和穆斯林史料，从来没有提到过在蒙古高原及以西地区的任何活动踪迹。"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
《魏书·官氏志》记载的参与拓拔鲜卑"内入"中原的"勿忸于氏"、"馝刊氏"、"茂眷氏"等，都是"靺鞨"或"靺羯"的别写。《隋书·北狄·铁勒传》说："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昏等，近二万人。"其中"恩屈"就是《金史》记载的靺鞨部落名"安车骨"，"蔑促"更就是"靺羯"，这些通古斯部落早已经活动在"拂菻"（即东罗马帝国）附近了。
在蒙古高原上活动的通古斯部落更不可胜计，《辽史》记载的契丹民族中的"蛮葛"、"梅古悉"、"大蔑孤"、"小蔑孤"、"梅只"、"慢押"、"梅里急"，不都是大大小小的"靺羯"或"靺羯"部落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说："达靼，靺羯之遗种。"后来"塔塔尔"（即"鞑靼"）是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之一。伯希和等指出"蔑里乞"即是"靺羯"，《辍耕录》记载的"蒙古七十二种"中，就有"灭里吉歹"、"木里乞"、"末里乞歹"、"灭里吉"等四种"蔑里乞"。将它们"正"作Magyar或"马扎尔"，自非难事。
《依据》说历史语言的比较，应该采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基本语辞"，而且是愈多愈好，当然是很对的；而我比较的语词远远超过了一百个。遗憾的是，《金史·国语解》一共才记载了七十七个金代女真语词，而且其中有许多无从理解，因此，我也只能从能够辨认的三十九字，识别其中与匈牙利语词相关的部分。
《依据》的作者说："把现代匈牙利语词汇直接当作古代形态的马札尔语辞来举证，则很容易因为不考虑语言本身可能发生的历史变化而触冒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以今训古的大忌。"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公元八九○年代前是Magyar民族的史前期，他们到达中欧后又与周边民族融合，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寻找的正是那些尚未发生变化的部分；如果"古代形态的马札尔语"有案可查，何来今番的麻烦呢？这个所谓"触冒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以今训古的大忌"，就是要取消这项研究。试问：又有哪一项历史语言学研究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的"以古训古"呢？
《依据》的两位作者质疑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值得研究。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一一举例辩证。
我在《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前言中说："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於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自己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或许因为该书造成了"某种耸动人心的冲击力"，而诱发了李辉、姚大力先生的"反冲击"；这不是什么学术"事故"，而是学术思想的"撞击"，一件难得的好的事情。应该感谢有卓越学术声誉的文汇报，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自由讨论之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