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号召和政治动员能否让“学雷锋”行之久远？

    ８１岁的上海市民、上海“市民巡访团”的老团长杨存义对上世纪６０年代起开始开展的红红火火的“学雷锋”活动印象深刻。“那时候，每逢３月５日这样的日子，大街小巷都会贴出学习雷锋的标语，新华书店里介绍雷锋的书人们会争相购买，小区居民几乎会全家上街做好事。”

    杨存义认为，现在人们关于“学雷锋”的看法不再那么单纯了。

    相关的调查也证实了杨存义的看法。２００６年，上海市民信箱网上调查平台曾对２３００位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９５％的市民知道３月５日的含义，９２％的人对“雷锋精神”有认同感，但当被问及是否会主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这一问题时，３２％的市民给予了肯定答复，６３％的市民选择“看情况”，反映出大家在做好事的时候心存顾虑，更有５％的市民明确表示“不会”帮助。

    这４０多年里，社会号召和组织动员为主要推动力的“学雷锋”活动每年都在进行。尤其遇到３月５日，各地的公益活动更是扎堆。比如，记者拿到的材料显示，仅今年３月５日一天，上海崇明县安排的“学雷锋”公益活动就有２８场之多，卫生、教育、房地、文广、工会等各部门、人民团体悉数登场，内容也集中于助老、社区服务、咨询等。这么多活动成本有多高？参与其中的诸多志愿者的权益又如何保护？内容陈旧而又一哄而上的“学雷锋”又有多大实效？过了３月５日，政府部门能否在平时更好地履行职责从而更好地服务民生？一想到这些问题，不禁让人思考：社会号召和组织动员能否让“学雷锋”行之久远？

    继续“学雷锋”需要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拉动

    在２００７年于上海举办的世界夏季特奥会期间，４万名志愿者服务其间，但也出现了一些志愿者身心权益受到损害的事情。不过，赛前组委会为每一位志愿者购买的人身保险，有效地解决了部分问题。“为志愿者买保险”是今年来各地陆续推出的维护“做好事的人”的权益的具体做法。

    上海市民政局政策法规处处长胡增耆介绍，《志愿服务条例》已列入上海市人大２００８年立法计划。“‘为志愿者购买保险’将是这部《志愿服务条例》的内容之一。”胡增耆说，“按照规定，志愿者的人身保险将由活动组织方为其购买。” 他还介绍，该法规将倡导志愿服务精神，对现行的志愿服务作出归类，列出保护志愿者权益的条款，从而更好地促进志愿服务的发展。不过，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认为，对于“学雷锋”而言，制度能起一定推动作用，但作用有限。有时，还会让本应出自内心、自愿的公益活动“变味”。比如，上海有个别区号召公务员去做“义工”、服务社会，但同时又将做义工纳入相关的硬性考核，“强制学雷锋”的现象也是制度所致。

    卢汉龙认为，“学雷锋”在本质上还是一种道德举动，不管社会多么浮躁、功利之风如何盛行，对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等基本道德价值的弘扬永远不能放弃；同时现代社会的公民还应意识到：帮助别人，同时也是在实现自我价值，助人也是在自助。(记者 叶锋)

(责任编辑：耿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