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翟立新:培养更多的顶尖科创企业
2020-08-08 18:36:07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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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国家对我们“卡脖子”的东西,不是大学的,也不是研究所的,全是卡在企业级的产品和技术上

  ◇要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打造自主安全的产业链条,必须加快推进国产替代进程,逐步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这将是一个不适应甚至很痛苦的过程,但不用就无法实现技术迭代升级,越不用就越不好用

  ◇头部企业走到“无人区”会迷茫,基础研究有助于为企业指明前进方向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斌 盖博铭

  中关村,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孕育、诞生了无数创新型企业。

  7月8日,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发展规划(2020年—2035年)》,会议指出,中关村示范区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要继续向更高目标迈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继续向更高目标迈进,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培养更多像华为一样的顶尖科创企业。”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在调研走访相关企业后,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在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岗位工作3年多的翟立新与记者畅谈,针对突破“卡脖子”技术、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复工复产和构建自主安全产业链等提出10点建议。

  必须尽快突破“卡脖子”问题

  《瞭望》: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关村有影响吗?

  翟立新:我们调研了一些企业,梳理核心技术受制约的情况,包括投资和人员交流受限制的情况,总体来看“受限”仍在持续甚至加剧。

  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是“科技战”,我们现在“卡脖子”的问题很多,比如核心芯片、高端装备、底层算法、基础软件和设计工具等。要将危机变机遇,关键在于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政府需要着力营造一个可以源源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企业、新业态的生态体系,需要培育系统化、生态型的“土壤”。要针对“卡脖子”问题,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等方面统筹布局,逐一形成系统完备的解决方案,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作用,有效集成中央和地方力量,尤其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攻关机制,尽快实现突破。

  扎扎实实解决科技基础问题

  《瞭望》:科创领域的竞争,重点是什么?

  翟立新:目前来看,竞争重点前期是5G,接下来会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走向商用,将为所有的产业赋能,现有产业未来都会因为人工智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5G解决信息传输问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是信息的处理和应用,工业互联网是产业升级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基础。我们5G已走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领域也具备了一定竞争力,但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大多处在浅层次,企业规模比较小,底层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

  我们也在研究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弯道超车是有“道”也就是有规律可循的,弯道的开辟是有前提的:要么来源于重大的原始创新或新的理论发现,要么来源于重大技术集成或跨界融合。实现弯道超车或者在颠覆性技术上实现突破,不是靠奇思妙想、灵光一现就能出来的,需要扎扎实实解决科技基础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有坚定信心,也需要足够耐心。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们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夯实创新基础能力。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国家实验室等战略性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并建立适应基础研究特点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激励机制,让潜心研究不再停留在纸面上。有了高水平人才、充足的资金和有效的机制,出成果就只是时间积累的问题。

  让企业在创新链条中发挥更大作用

  《瞭望》:怎样培养更多的顶尖企业?

  翟立新:企业是创新主体,意味着企业在创新链条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做出真正占领市场的产品来,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参与竞争。产业层面的竞争,一定是企业间的竞争。要坚持以市场化方式解决产业技术安全问题,大学、研究所在创新链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但它们不是技术应用和市场竞争的主体。有的国家对我们“卡脖子”的东西,不是大学的,也不是研究所的,全是卡在企业级的产品和技术上。

  以华为为例,其研发投入近年来每年高达上千亿,在企业中名列全国第一,在全球也名列前茅。持续不断的高强度投入、执着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夯实了抗压能力和“备胎”底气。我们需要培育更多的华为,就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各方面政策要有利于企业在创新上有所作为,有利于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特别是要支持企业牵头、产学研深度合作开展重大技术攻关,改变目前民营科技企业难以参与国家重点创新项目的局面。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瞭望》:怎样引导企业重视研发?

  翟立新:在硅谷,很多企业瞄准“从0到1”的原始创新,培育出像苹果、谷歌、英特尔、脸书等世界级创新型企业。而国内企业更多是在做“从1到1.5”的创新,很多企业碰到难度高的技术问题就绕着走,只做外围技术,不在核心关键技术上下苦功,不愿投入基础研究,长此以往就出现核心技术积累不足、受制于人的情况。

  华为在技术创新上选了一条极其艰难的路,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能走华为这条路的企业少之又少,所以现在国内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凤毛麟角。

  加大政府科技投入是必要的,但财政经费毕竟有限,公共财政要更多在基础研究、公益研究和共性技术上加大支持力度。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必须首先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在政策上要引导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现在有相关的政策支持,但是力度应进一步加大。借鉴法国等国经验,可考虑大幅度提高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加计比例,对投入基础研究的部分还可进一步提高,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精准减税政策,对企业创新也是十分有效、公平的支持方式。

  对社会力量捐资基础研究

  给予政策激励

  《瞭望》:如何鼓励更多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

  翟立新:头部企业走到“无人区”会迷茫,基础研究有助于为企业指明前进方向。而从调研看,企业投资基础研究缺乏支持政策。

  比如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轨道交通联合基金,5年合作期内不少于1500万元经费全部由交控科技提供。企业反映,这样的经费目前缺乏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

  在美国,企业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出资设立了很多的科研基金,成为科研投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基金主要资助开展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政府对这种基金有免税政策,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目前,我们缺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的渠道和政策,公益捐赠领域只有用于慈善才能免税,用于科研不能免税。应鼓励企业出资支持大学、研究院所进行基础研究,对企业捐款资助基础研究支出视同研发支出,对社会力量捐资设立科研基金也应享受慈善类基金的免税政策,这样可以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基础研究。

  鼓励风险资本投资硬科技创业

  《瞭望》:还有其他的社会投入渠道吗?

  翟立新:还有风险投资。我国有数万亿资金规模的私募基金,如果能够把一部分风险投资引导到投入硬科技和底层技术研发上来,那将增加一笔十分可观的研发投入。这样就会扩大我国研发投入的规模,也将进一步丰富研发投资格局。

  中关村有1800多家风投机构,2019年发生的投资额1185亿元,是全球仅次于硅谷的创投活跃区,其中,投资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60%,实际上在支撑着技术驱动型创业企业的研发。但很多风投还是习惯于挣快钱,相对偏好投资容易看懂、短期可退出的模式创新,而对投资周期长、攻关难度大的硬科技创业企业缺乏足够耐心。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我国2017年创投行业投资时间平均为4.4年。从投资项目发展阶段看,投资金额主要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占比分别为44.7%、29.9%,种子期和起步期投资金额占比分别为4.6%和20.8%,其中起步期投资金额同比下降31.3%。

  目前已有一部分基金在关注投资早期硬科技创业,但总体规模不大,发展也比较艰难。如何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需要研究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比如可考虑对这类投资在税收上给予差异化安排,对投资年限较长的、投资硬科技企业的,在资金退出时享受差异化的税收减免政策,投资期越长,税率越低,甚至持有期超过10年的退出时可以全部免除所得税。同时,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科创板要更加突出科创特色,新三板和创业板也要加快改革,从而畅通融资和资本退出渠道

  建立为科创小微企业服务的

  政策性银行

  《瞭望》:如何有效解决科创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

  翟立新:科创小微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群体,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新兴产业的生力军。但是,受制于这类企业轻资产、缺信用记录的特点,以及科技信贷产品供给不足、商业银行差异化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素影响,大量代表新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创小微企业仍难以获得融资支持。

  据初步统计,近三年中关村企业获得贷款的总金额有所增长,但小微企业降幅较大。2019年共4697家中关村企业获得银行贷款1万亿元,其中,3351家小微企业获银行贷款1956.7亿元,同比下降22.3%。

  能够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毕竟还是少数,更多企业还是要靠银行信贷获得发展资金。解决科创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要在继续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适应科创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的基础上,建议研究建立专门为科创小微企业服务,像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样的国家级政策性银行,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在项目评价、风控标准、审贷机制等方面区别于一般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国外有不少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尽快改革股权激励变现政策

  《瞭望》:在释放人才创新力方面还有哪些关键堵点?

  翟立新: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股权激励是将企业未来发展与激励对象利益长期绑定的一种常用方式。但调研中,不少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或者即将上市的公司反映,部分激励政策存在现实问题。

  现行政策规定,上市企业授予个人的股权激励,需在实际获得股权激励后12个月内缴纳个人所得税,且以实际获得激励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购买价格的差额为基数纳税。激励对象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会出现被迫在12个月内出售部分股票来缴纳税款现象,背离了激励员工长期持有股票、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初衷。同时,在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下,股票出售时的价格很有可能低于实际获得激励时的市场价格,但仍需要按当时的价格缴税,这有可能使激励变成负担。有人开玩笑说,上市之日就是解散之时,股票作为“金手铐”稳定员工的作用就失效了,本来是“激励”,结果变成了“负担”。

  而在国外,如美国企业股权激励主要采取股票期权方式,激励对象在期权授予时和行权时均不用纳税,在售出时才需要纳税。为此,建议调整股权激励纳税时点,将上市企业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纳税时点调整为相应股票出售日,以更好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

  新技术不仅要做出来

  还要用起来

  《瞭望》:如何尽快让创新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以形成自主安全的产业链条?

  翟立新:创新始于技术、长于资本、成于市场,关键核心技术兼具基础性、战略性和市场性,仅做出来还不行,还要用起来。受新技术新产品在性能上与进口产品存在差距、容错免责机制不健全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长期存在采购单位不想买、不敢用国产创新技术和产品的问题。

  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在创新引领和国产替代方面已有较好的基础,比如龙芯的通用CPU、寒武纪的AI芯片、百度和旷视的深度学习开源平台、地平线和驭势的无人驾驶软硬件产品、芯视界的量子点传感器、东土科技的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天智航的骨科机器人等,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过去一些从商业模式创新起家的企业,做大后也开始关注底层技术创新。假以时日,这些技术有望实现国产替代甚至弯道超车,但目前普遍存在缺乏应用场景、推广应用难的问题。

  要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打造自主安全的产业链条,必须加快推进国产替代进程,逐步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这将是一个不适应甚至很痛苦的过程,但不用就无法实现技术迭代升级,越不用就越不好用。

  为此,建议采用整机带部件、系统带软件的做法,支持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更多采用国产替代产品,至少是在部分产品上试用起来,对此国家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补助支持。

  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和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探索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在政府采购及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加大国产新技术新产品采购力度,充分发挥国内市场需求拉动作用,促进技术迭代和规模化应用。

  后疫情时代

  全链条助力企业扫清创新堵点

  《瞭望》: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关村影响大吗?

  翟立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众多行业遭遇严峻考验,中关村科技企业同样遭受冲击。一季度,中关村企业总收入同比下降3.4%。

  虽然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但创新创业主体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中关村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研发,把疫情“危机”变成了创新“契机”,在创新中加快转型升级。1至4月,中关村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合计781亿元,同比增长13.1%;技术收入3251.1亿元,同比增长12.4%;专利申请数20503件,同比增长22.1%……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中面临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我们在落实好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扶持政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发布三批科技抗疫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清单,组织“抗疫情助就业”大型人才招聘活动,推出“中关村企业抗疫发展贷”“中关村创投战疫投资行动”“千帆计划”等举措,帮助企业寻找产品推广和落地渠道,解决资金和人才不足等问题,助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我们更要积极应对、化危为机。一是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抓住补齐产业和公共卫生服务短板之机;二是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抓住企业转型升级之机;三是针对产业链全球重构,抓住产业布局调整之机;四是针对中美竞争,抓住创新自立之机;五是针对企业发展需求,抓住深化改革之机;六是针对全球化新特点,抓住扩大开放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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